丽丝·迈特纳（L．Meitner）今天被人们记起，并不仅仅因为她是“原子弹的犹太母亲”。除此之外，她还是一位“准”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男性科学世界中的女性，化学家群体中的物理学家，“雅利安科学”中的犹太人。在我看来，这后面的一组特征更可能是传记作者对她感兴趣的原因。这些特征加在一起，使我们很容易想象她的平生角色：科学中的边际人。
撇开严格的界定，“边际人”指的大略是这样一类人：他们处于两种不同的文化的狭缝之中，行动上受到双重规范的约束，情感上常出现默顿（R．K．Merton）所谓“既恨又爱”（ambivalence）的矛盾心理。边际人的一生通常可以用“有限的成功”来概括：他们的早年往往经历一连串的“幸运”，直到被“幸运”带来的焦虑、不安和孤独紧紧地攫住。边际人中有成就的人很多，但往往得不到公众舆论和史家的恰当评价。有时候他们的成就被不适当地贬低或忽略了，有时候则被出于某种需要而显著地夸大。不用说，在更多的时候，他们会被置于对立派别争论的焦点上，其个性和事业的优劣短长被各取所需的用于支持完全不同的主张。
迈特纳的一生，在我看来，正是对边际人角色的重演。她出生于1878年的奥地利，正值现代教育的大门在那里刚刚为妇女打开的时候。由于父亲的开明和慷慨，她挤进了受教育的女性行列，不仅受到中等教育，而且在本世纪头一年跨进了维也纳大学的门槛。在那里，她遇到了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玻尔兹曼（L．Boltzman），确立了成为物理学家的不凡志向。她是维也纳大学第二个在物理学方面取得博士学位的女性。1907年，由于在奥地利找不到属于她的研究职位，她大胆决定去柏林继续深造并得到父母恩允。事后看来，这是她最终走向科学人生，经历一系列幸运和不幸的真正开端。在柏林，她不仅遇到了像普朗克（M．planck）和费歇尔（E．Fischer）那样的良师益友，而且找到了长期的合作伙伴哈恩（O．Hahn）。
可以说，与哈恩的关系是理解迈特纳职业生涯的一把“万能”钥匙。按照库利（C．H．Cooley）的“镜中我”概念，迈特纳的边际人角色正是从哈恩的身上“照”出来的。他们成了“亲密的朋友”—在工作上相互配合，在生活上相互关照，在感情上相互依赖—但正如人们所看到的，他们没有成为恋人的打算（这对两个朝夕相处的年青人来说多少是不寻常的），甚至连这方面的蛛丝马迹也没有。在他们持久而富有成果的伙伴关系中，哈恩似乎占据着更有利的先赋地位（他是男性，还是真正的雅利安人），并由于这些先赋地位而得到更有利的工作条件和更慷慨的学术承认。他先于迈特纳成为教授，先于迈特纳领导一个独立研究部，因在放射性方面与迈特纳的合作研究成果而独自获得德国化学家协会的费歇尔奖章（1919年），又因在核裂变方面与迈特纳及斯特拉斯曼（F．Strassmann）的共同工作而独享了诺贝尔化学奖（1944年）。不过，我们也发现，在两人的关系中，哈恩也有处于弱势的地方。不管怎样，由他与迈特纳共同致力研究的放射性和核裂变，在当时是物理学家占主导地位的领域。事实上，作为化学家的哈恩的确隐约而持续地感受到了来自物理学家（迈特纳所在的阵营）的挑战。但不幸的是，迈特纳身处于一个化学家群体（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中，她的这点优势没能帮上她的忙。或许更糟，哈恩后来出于一种防守心理，更加“抑制”他曾受益于物理学家（具体说就是迈特纳）的事实。
在阅读《丽丝·迈特纳：物理学中的一生》中译本时，我发现自己一开始就被著译者的倾向感染了。在这种倾向下，迈特纳成了性别歧视的受害者（著者）和学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译者）。在仔细通读了全传后，我设法让自己平静下来。我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对学术—政治斗争中的这一派或那一派均没有特殊的兴趣。弄清了这一点后再回头审视，我发现迈特纳与哈恩的关系其实是极为平常的互补合作关系：后者在专业工作上更依赖于前者，前者在情感上更依赖于后者。由这种平常关系衍生出来的不平常的性别、种族或学科冲突，应该说，是特定社会环境形塑和强化的结果。我不认为哈恩有任何自觉环境形塑和强化的结果。我不认为哈恩有任何自觉的性别和种族歧视，否则他当初就不会主动提出与迈特纳建立合作关系，以后也不可能将这种关系保持下去。我也不认为哈恩在独享诺贝尔奖或别的什么承认上应当负有责任，毕竟，决定给他颁奖的并不是他自己。如果说在他们之间的确发生了许多不愉快的事，甚至在一些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分歧，我相信，那肯定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并且他们都是受害者。因而毫不奇怪，作为当事人，迈特纳自己从未对哈恩的动机有过认真的怀疑，她相信哈恩对友谊和科学的忠诚，正如哈恩相信她一样。这充分表现在一些被认为是十分明显的相互冲突中，他们一边向对方提出抱怨和批评，一边又小心翼翼地避免伤害对方。或如传记作者所说，在优先权或别的利益问题上，“迈特纳本人谈得很少，只指出物理不和化学在这种长期考察中的本质的相互依存。”（中译本，原序，第25页）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为哈恩开脱，因为我没有预选设定一个开脱他或谴责他的标准。在阅读和思考任何历史文本时，我更倾向于持一种理解的而不是解释的态度。一种解释无论自己认为怎样客观公正，都仍然是带有可疑的优越感的。从方法论上看，这种优越感通常源于一种假设，即认为在历史事件之外存在着一个超然的“阿基米德点”，而自己可以作为观察者找到并实际占据那个优越位置。相反，一种理解的态度主张新生当事人的生活方式，考察他们当下的思想与行动，并对称地表述历史过程。我把迈特纳比喻为科学中的边际人，就是想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她的相对特殊的人生经历，以及她在这种经历中的实际处境和心理感受。
在我的心目中，迈特纳并不是弱者或受害者（无论什么意义上的），而是经历了独特生活并对科学和社会做出了特定贡献的科学家。她的欢乐与痛苦、幸运与不幸、成功与失败，只有在她的特殊经历中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我们感谢为迈特纳作传的作者，以及为该传中译版付了辛劳的译者和出版者。他们的共同努力不仅使我们得以进一步认识迈特纳和她的科学人生，而且让我们重温了那个科学黄金时代的许多人和许多事。有时候，品味历史的价值可能并不亚于体验现实。
（《丽丝·迈特纳：物理学中的一生》，［美］汝茨·丽温·赛姆著，戈革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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